值此“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即將在北京舉辦之際，由故宮博物院主辦的“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于2017年5月8日在故宮博物院午門西雁翅樓展廳隆重開幕。
　　古老的絲綢之路打開了中國對外往來的門戶。宋元以降，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等特產(chǎn)，通過中國東海、南海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銷往海外，隨帆遠播，加強了中國與東亞、東南亞、西亞、北非等地的友好往來。隨著15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中外貿(mào)易與文化交流更加頻繁，銷往海外的中國特產(chǎn)深受各國人民的喜愛和追捧，同時出現(xiàn)了根據(jù)國外要求來樣加工制作的產(chǎn)品。與此同時，域外的科學思想、工藝技術(shù)、儀器、醫(yī)藥以及香料、寶石等生活用品也漂洋過海，被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其中一些還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宮廷，融入王朝政治和宮廷日常生活，甚至對宮廷藝術(shù)產(chǎn)生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將中國與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
　　此展覽系故宮博物院首次利用院藏品舉辦的反映海上絲綢之路的大型展覽，共展出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guān)的各類文物珍品140件（套），包括陶瓷、書畫、圖書、玉器、金銀器、琺瑯器、鐘表、科學儀器、武備、家具等門類。這些文物主要來源于明、清兩代貢使往來的禮品、外國傳教士帶來的禮物、臣屬的進獻、宮廷采購與定購、奉旨由宮廷或地方作坊仿造的舶來之作等，集中反映了明、清兩代與外部世界的交流與互動。
　　展覽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為“揚帆遠播”。主要講述明、清宮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向域外輸出的產(chǎn)品。一部分為中國對外輸出的瓷器，另一部分為同類于宮廷賞賜品的輸出文物。
　　中國瓷器作為代表性產(chǎn)品遠銷亞洲、歐洲、非洲等地，成為全球化貿(mào)易商品,流通于世界各地。一方面，中國瓷器改變了東南亞、南亞人以蕉葉、木器、陶器為飲食用器的習慣，被伊斯蘭地區(qū)人民視為聚會餐食中的上乘用器，被歐洲貴族視為顯示身份的象征，競相購買和擁有；另一方面，中國瓷器引發(fā)了日本、荷蘭、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競相仿制。清宮留下的物品中有大量當時賞賜給各國使臣及傳教士的同類禮品，這些禮品有些是由宮廷造辦處制作，有些是由各地臣屬敬獻，通過皇帝賞賜的方式向域外傳播。它們經(jīng)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歐洲并大受追捧，以至于在歐洲掀起強烈的“中國風”，影響深遠。
　　第二部分為“西風東漸”。主要展示與西方科學知識有關(guān)的圖書、鐘表儀器、醫(yī)藥等方面的文物。
　　明清之際，西洋傳教士和有技藝特長之人長期供職于中國宮廷，反映西方科學和文化的物品大量進入宮廷，宮中到處閃現(xiàn)西洋奇器的身影，構(gòu)成中國明、清宮廷獨特的西洋景觀。種類多樣的西洋物品既反映出當時西風東漸以及中國融入世界的歷史腳步，也承載著中國宮廷內(nèi)中、西科學和藝術(shù)持續(xù)接觸、碰撞以及不斷交流、融合的歷史進程。
　　第三部分為“交互參酌”。西方科學技術(shù)在宮廷內(nèi)的應用，主要表現(xiàn)在工藝原料和技法的輸入、造型和紋飾的接納、西洋繪畫在宮廷中的傳播等方面，此乃西風東漸在明、清宮廷進一步擴展的結(jié)果。而西方王室貴族將房間裝飾成中國風格，刮起崇尚中式建筑的中國風，則是東風西漸的體現(xiàn)。
　　這些文物為我們打開了一道歷史之門，讓我們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商貿(mào)航線，更是聯(lián)系古代中國與世界文明的紐帶。這種往來和交流，體現(xiàn)出當時最高層次的文化碰撞，也是王朝政治和宮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徜徉于設計成深藍色調(diào)、宛如浩瀚大海般故宮博物院午門西雁翅樓展廳，仔細觀賞一件件精美的展品，眼前仿佛浮現(xiàn)出當年中外使臣執(zhí)節(jié)往返、宗教信徒越洋傳教布道、滿載新奇貨物的巨舶在茫茫大海上遠航的景象，使人不禁有穿越時空之感。當年的盛況雖不能再現(xiàn)，但留存下來的遺物，卻成為那段歷史的見證。
　　值此“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即將在北京舉辦之際，我們舉辦此展覽，以使昔日的皇宮——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文明交相輝映于承載中華文明厚重歷史的故宮博物院，相信必定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展覽將于2017年5月9日正式對公眾開放，2017年7月8日結(jié)束，展覽不單獨售票，憑故宮博物院門票即可參觀。

重點展品
40余件外銷瓷再現(xiàn)繁忙商路

　　明萬歷青花開光花果松鹿圖盤
　　此盤為明代晚期大量用于外銷的一種青花瓷——“克拉克”瓷的典型代表。盤內(nèi)壁以8個蓮瓣形開光裝飾，開光內(nèi)繪花果紋。內(nèi)底繪松鹿紋。由于這種青花盤的裝飾風格與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截獲的一艘葡萄牙大帆船所滿載的中國青花瓷的風格一致，而這種大帆船在葡萄牙語中被稱作“Caraack”，轉(zhuǎn)成英語為“Kraak”，翻譯成中文即“克拉克”。因此，人們遂將這種裝飾風格的瓷器統(tǒng)稱作“克拉克瓷”。
　　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將截獲的葡萄牙商船上的瓷器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進行拍賣，引起大批富豪貴族的關(guān)注，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也競相購買，幾天之內(nèi)，所有貨物被一搶而空，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得巨額收益，一時間中國生產(chǎn)的克拉克瓷震驚整個歐洲。
　　克拉克瓷流行于明末清初時期，主要產(chǎn)地為江西景德鎮(zhèn)、福建漳州地區(qū)，以盤類為多，另有碗、罐、瓶、壺等。紋飾以滿繪開光圖案、開光內(nèi)繪折枝花果、瑞獸等紋樣為特征。因蓮瓣形開光頗似盛開的芙蓉花，故日本人稱其為“芙蓉手”。明末清初時期，克拉克瓷是中國銷往海外的大宗商品，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進行貿(mào)易的主要商品。克拉克瓷不僅流行于歐洲各國，而且在東南亞、日本也有大量發(fā)現(xiàn)，說明深受海外歡迎。

　　清雍正青花葉紋開光花卉紋雙耳帶蓋湯盆
　　造型別致。鼓腹，下承以翻卷的四蹄形足，上配以倒置的荷葉形蓋，蓋頂置葉蒂形抓鈕。口沿兩側(cè)各置一柄，柄呈三爪形向下彎曲。通體以青花裝飾，腹部和蓋表面均凸飾葉形開光花卉紋。
　　此件湯盆是為適應歐洲人飲食習慣而特制的器皿，系歐洲國家定燒之物，屬于專門用于外銷的產(chǎn)品。葡萄牙里斯本梅代羅斯和阿爾梅達基金會收藏一件清代乾隆時期粉彩葉紋開光花卉紋雙耳帶蓋湯盆，造型與之相仿。

　　軍持
　　“軍持”是中國古陶瓷中一種常見的造型奇異的器物，是梵語“kundikā”、興都斯坦語“kundi”的音譯，意即“水瓶”。本為印度佛教徒飲水、凈手或飯后漱口使用的器皿，漢代以來隨佛教傳入中國后，歷朝均有制作，材質(zhì)有金、銀、銅、琺瑯、陶瓷等。宋、元以來，瓷質(zhì)軍持也曾被用作貿(mào)易瓷大量遠銷東南亞地區(qū)，品種有綠釉、黑釉、釉里紅、青花、五彩等，多為民窯產(chǎn)品，主要產(chǎn)于福建江西、廣東等地區(qū)。軍持銷往域外后，當?shù)厝嗽谲姵挚凇⒘鞯忍幖语椊饘傺b飾，既美觀又起到保護作用。

　　具有私人定制的性質(zhì)的粉彩紋章瓷盤
　　紋章瓷具有私人定制的特性。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來華不久，即開始在中國訂制繪有西方貴族象征意義紋飾的瓷器——“紋章瓷”。他們將代表歐洲軍團、王室、貴族、宗教、城市等標志的徽章繪于瓷器表面，以示專用和紀念，因此又稱“徽章瓷”。17世紀后期“紋章瓷”開始盛行。康熙時期紋章瓷主要以五彩和青花為主，雍正以后，繪有紋章的粉彩瓷器成為主流。紋章瓷屬于來樣加工產(chǎn)品，制作精美，既有中國傳統(tǒng)制瓷工藝的特點，又帶有歐洲各國藝術(shù)特色，從紋章瓷反映的信息可以確定瓷器的燒造年代。此盤的紋章是荷蘭范?斯賓（Van Spaen）與 范?霍根多普（Van Hogendorp）家族的徽章組合。范?斯賓家族與范?霍根多普家族均為荷蘭貴族。瓷盤的主人是范?斯賓男爵（喬安?弗雷德里克?威廉，1746～1827年）與其妻薩拉?喬安娜（1755～1828年），此盤可能是1785年兩人為了慶祝銅婚紀念而專門定制的瓷器。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藏有一件同樣的徽章瓷盤，器形為花瓣口，應屬于同一套瓷器。

　　《皇清職貢圖卷?英吉利國人》
　　畫面用精細的筆法表現(xiàn)了乾隆時期外國和各地少數(shù)民族人物形象。
　　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下令各地督撫命人繪制所轄領(lǐng)域外國和少數(shù)民族人物形象畫稿送至軍機處，所畫內(nèi)容包括各國﹑各民族男女之狀貌﹑服飾及生活習俗等﹐并附文字題記。宮廷畫家丁觀鵬等人根據(jù)交來的畫稿重新繪成手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完成。本卷為第一卷，共有外國形象27組，新疆、西藏少數(shù)民族形象32組，每組人物上方均有漢文、滿文介紹。
　　“英吉利國夷人”形象為一男一女，人物上方的題跋曰：“英吉利亦荷蘭屬國夷人，服飾相似，國頗富，男子多著哆啰絨，喜飲酒。婦女未嫁時束腰，欲其纖細。披發(fā)垂肩，短衣長裙，出行時加大衣以金縷合，貯鼻煙自隨。”
　　乾隆皇帝在卷首語御題詩中引用秦始皇時期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典故，指出清朝連續(xù)幾代太平安樂，四海同春，各國、各民族委派使節(jié)前來朝拜，是一種人類和天下之大同。

　　打開進入中國宮廷大門的禮物——西洋鐘表
　　西洋鐘表曾作為西方傳教士的禮物，敲開了進入中國宮廷的大門。
　　明代萬歷時期利瑪竇曾贈送兩座自鳴鐘給萬歷皇帝，得到一片贊賞。自此以后西洋鐘表逐漸進入宮廷，其中以英國、法國制造為主。這些鐘表利用機械學、動力學原理巧妙設計，以水法、轉(zhuǎn)花、西洋人物等機械轉(zhuǎn)動配以計時，既精美又華麗，具有典型的西方裝飾藝術(shù)風格，更具有陳設效果。乾隆皇帝尤其喜愛西洋鐘表，更要求清宮造辦處制作精美的御用時鐘。

　　銀鍍金南懷仁款渾天儀? 清康熙八年（1669年）
　　清宮西洋儀器主要包括天文儀器、數(shù)學儀器、地學測量儀器、繪圖儀器、光學儀器、醫(yī)學儀器、機械儀器等。這些儀器在清代宮廷中起到了實際觀測和學習之作用，清代宮廷成為接納和吸收西方先進科學的最高中樞區(qū)域，也成為西方科學傳播的主要平臺。清宮造辦處在西方傳教士的指導下制作了一批科技儀器，與原有的中國傳統(tǒng)儀器相比，大量采用了西方近代科學理論，提高了儀器的精密度和科學化，從而推動清代宮廷科學技術(shù)的進步和發(fā)展。
　　在中國古代，天象一向被認為與王朝政治密切相關(guān)，因此天文歷法由國家統(tǒng)一頒布。西洋傳教士所進貢的各類天文儀器，為王朝制定歷法、樹立清王朝的正統(tǒng)觀念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此件渾天儀系清欽天監(jiān)官員、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于康熙八年（1669年）制作而成。儀器上的水平圓圈為地平圈，刻有度分，與地平圈垂直相交的為子午圈，刻有四象限子午圈以內(nèi)的各環(huán)分別為黃道帶、黃道圈、赤道、白道，皆刻有度數(shù)。地球安設在通軸的中心，上刻有“亞西亞”、“歐羅巴”、“阿美利加”、“利未亞”等當時五大洲的名稱。
作為宮中的一種小型天體演示儀器，旋轉(zhuǎn)渾天儀可以演示太陽、月亮圍繞地球轉(zhuǎn)動的情況，并可表現(xiàn)出日、月蝕現(xiàn)象。

　　歐洲燒造技術(shù)的引入
　　金星玻璃
　　金星玻璃燒造技術(shù)源于歐洲，乾隆年間清宮造辦處在西方傳教士的指導下燒造成功，并制作出許多宮廷賞玩和實用器，裝飾工藝以鏤雕、圓雕為主，以寫實風格表現(xiàn)，金光閃爍，富有皇家氣息。

　　琺瑯工藝
　　琺瑯工藝于12世紀由阿拉伯地區(qū)傳入中國，元代得到一定發(fā)展，明初宮廷雖已逐漸重視，但其制作技術(shù)尚未成熟。15世紀，掐絲琺瑯工藝取得長足進步和發(fā)展。康熙時期，歐洲傳教士帶入宮廷的銅胎畫琺瑯器受到皇帝喜愛，遂令內(nèi)務府造辦處專門設立琺瑯作進行仿制，先后制作成功了銅胎、金胎、瓷胎、玻璃胎、紫砂胎畫琺瑯器。初創(chuàng)時期，畫琺瑯料全部依賴西洋進口，雍正時期，雍正皇帝命宮廷造辦處自行試制琺瑯料，雍正六年研制成功，自此畫琺瑯器所用彩料從依賴進口料為主轉(zhuǎn)為自產(chǎn)為主，用于各種質(zhì)地琺瑯器的制作。

　　金胎嵌畫琺瑯執(zhí)壺
　　清乾隆
　　壺呈葫蘆式，以黃金為胎。壺身置有銅鍍金龍首流和如意形曲柄，壺下置有銅鍍金鏨蓮花紋底座。通體以藍色琺瑯為地，飾掐絲琺瑯纏枝蓮花紋，并作多處開光，開光內(nèi)分別彩繪仕女和山水、花蝶圖等。壺身多處鑲嵌珍珠和珊瑚。外底鏨有陰文楷體“乾隆年制”款。
　　此件執(zhí)壺同時運用掐絲琺瑯和畫琺瑯兩種工藝做裝飾，這兩種工藝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技術(shù)，前者大略在元代，后者大約在明末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