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8日上午，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任昉老師作了題為“漫談故宮治學之道——以《故宮治學之道新編》為中心”的專題講座。任昉1983年調入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工作，現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出土墓志的整理與研究，特別是元明清、民國石刻及歷史的研究。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出土墓志整理與研究》（第一、二期工程）圖文對照本的立項、整理及編審工作，任該叢書執行主編。主持故宮博物院課題《于堅回憶錄》的錄音整理編寫工作。主編著作有《故宮治學之道》（上、下二冊）、《陶鑄古今：饒宗頤學術藝術展暨研討會紀實》（執行主編）、《故宮治學之道新編》（上、中、下三冊）、《親歷文博七十年——于堅回憶錄》（近期出版）。

講座海報

該講座為“古梅講壇”第五講。故宮博物院古梅計劃得到香港賽馬會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獨家捐助，在此特別鳴謝！講座由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主辦，故宮學研究院、數字與信息部承辦。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副秘書長李文君研究館員擔任講座主持，來自院內外的五十余名觀眾聆聽講座。觀眾熱情高漲，對故宮深厚的歷史底蘊、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專家們嚴謹的治學之道表現出濃厚興趣，彰顯了公眾對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深切關注和殷切期待。

主講人任昉研究館員

講座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任昉老師首先介紹了《故宮治學之道新編》（以下簡稱《新編》）的編輯、出版背景及其學術意義。她指出，該書不僅是對故宮博物院治學傳統的繼承，更是對新時代治學精神的探索與發揚。《新編》作為2010年出版的《故宮治學之道》的續篇，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旨在向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九十五周年獻禮。真實記錄了故宮幾代專家、學者的治學經歷、經驗和感悟，展現了他們的特殊貢獻，以啟迪后學。

任昉老師接著介紹了《新編》的體例和內容概要。《新編》由原院長鄭欣淼、原院長單霽翔、院長王旭東分別作序。收錄對象包括：2014年8月前獲聘故宮正高職稱者（含離退）及院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相較于《故宮治學之道》，新增作者48人。在收錄的119人中，既有已故的著名專家、學者（包括曾在故宮工作的沈兼士、王世襄），也有正在成長的后起之秀。從出生時間看，最早生于1881年，最晚生于1975年，橫跨3個世紀，相隔90余載。

《故宮治學之道新編》書影

《新編》實際收錄文章120篇，均按收錄者生年排序。每篇分三部分：個人簡歷（附個人肖像照）、治學之道正文（附工作照）、個人主要論著目錄。其中，去世或高齡的專家學者，由其學生或后人撰寫，如馬衡先生由其孫馬思猛撰寫，羅福頤先生由其子羅隨祖撰寫，朱家溍先生由其女朱傳榮筆錄，劉九庵先生由其孫劉凱撰寫，徐邦達先生由其弟子楊新、王連起撰寫，陳萬里先生由其學生李輝柄撰寫等。其余文章多為作者親自撰寫，如耿寶昌先生、王連起先生等。對于工作忙或身體不好的專家學者，我們則親自上門采訪錄音，或邀請其同事幫助整理，或由我們親自整理，并經被采訪者審讀認定。此外，為便于讀者檢索，書后附有“專家、學者學科分類索引”。

講座現場

任昉老師還引用楊伯達、鄭欣淼兩位先生的文章，對故宮治學之道的涵義進行了概括：一是治學的經歷，一是治學的經驗。她著重指出，治學不僅關乎知識的積累，更在于智慧的啟迪，以及對真理持續不懈的追尋。《新編》收錄對象，從研究領域看，分屬歷史學、考古學、文物學、文獻學、宗教學、出版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古建筑學、文物保護科學及攝影學等多個學科，彼此相對獨立。他們所談的治學之道，側重點也可能會存在某些差別。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發展成長過程，怎么去克服困難、怎么積累經驗，這些對現在的青年學子更有啟示。

在第二部分中，任昉老師講述了故宮近百年來的治學歷程。首先指出：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即確立了學術為本的治學理念。1924年11月5日，溥儀被驅逐出故宮。當月，李煜瀛在主持組建“辦理清室善后委員會”時，就主張“多延攬學者專家，為學術公開張本”，之后又提出故宮“學術之發展，當與北平各文化機關協力進行”。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建院后，更是將治學定為其立命之本，相繼邀請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等機構的著名學者，支持、參與故宮古物館、圖書館和文獻館的業務工作與學術研究。

任昉老師接著講到, 故宮博物院從成立至今已近百年，一直堅持以治學為核心，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5-1949年），為故宮博物院初創期，期間尤為注重實踐與學術的結合。“盡管管理機構頻繁更迭，但著名學者一直占據重要地位。例如圖書館館長、副館長先后為陳垣、莊蘊寬、傅增湘、許寶衡、袁同禮、江瀚；古物館館長、副館長先后為易培基、江庸、馬衡、俞同奎、徐鴻寶；文獻館館長、副館長先后為張繼、沈兼士、姚從吾；秘書處秘書長為李宗侗。上述諸位，皆是當時的學術大家。”（王旭東《新編·序三》）1929年5月，更是由學界名流組成故宮專門委員會，以決定學術之事是否實施，彰顯了故宮嚴謹的治學態度。1933年7月15日，馬衡代理院長職務后，對專門委員會做了更為細致的改組。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之前，故宮共編輯出版各類檔案史料叢刊54種，358冊，約1200萬字，發表研究學術文章80余篇。

第二階段（1949-1952年）。1949年3月6日故宮正式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化事業單位。4月，北平軍管會文物部確定故宮新的業務方針是：要利用文物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啟發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協助國家建設事業為工作之目標。因此，全部陳列室要重新布置，……以教育為主旨。1951年12月，文化部文物局王冶秋副局長等人兩次到故宮，與馬衡院長及院內外專家一起座談、調研故宮改革問題。

第三階段（1953-1987年）。1954年吳仲超院長上任，從機構設置入手，加強故宮治學人才的儲備和培養。先后從院外調入唐蘭、王以坤、顧鐵符、劉九庵、徐邦達、孫瀛洲、羅福頤、耿寶昌、喬友聲、王文昶等一批學有所長的專家學者，擔任各專業組學術負責人。專家們不僅帶領員工對數以萬計的文物進行細致的清理、鑒定、分級和編目，開展耐心細致、手把手的傳幫帶，還和大家一起同吃苦同受累，讓年輕人受益終身。也由此確立了故宮在書、畫、陶瓷、青銅四大專業上的雄厚實力，在全國范圍處于領先地位。還特別選調楊文斌、張耀選、孫承枝、金仲魚、金禹民、趙振茂等一批文物修復人才到故宮帶徒弟，使故宮的文物修復水平達到全國一流。為了加強古建保護，又選調了王璞子、于倬云等古建筑專家，充實古建筑保護研究隊伍。1956年，朱家溍先生回歸故宮，加強了原狀陳列的力量。1972年為加強故宮治學成果的整理，擴大故宮學術影響力，吳院長推動成立研究室，將故宮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術大家匯集在此著書立說，培養后學。鑒于當時故宮的出版工作近乎于零。1978年劉北汜先生調入研究室，負責《故宮博物院院刊》的復刊工作。1979年初，以學術性為主的《院刊》正式復刊。1980年，以綜合性、普及性為主的《紫禁城》雜志創刊。兩個刊物互補，成為故宮出版物的兩大支柱。之后，劉北汜先生又參與創建紫禁城出版社，并擔任出版社的領導，為出版社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四階段（1987年后）。1987年，張忠培院長上任，將培養故宮治學人才放在首位，開始有計劃地引進高校應屆畢業生和相關專業人才，建立和完善學術機構設置，促進學術人才的成長。進入21世紀，故宮歷任領導者更是在繼承故宮治學優秀傳統的基礎上，不斷開拓創新進取。2003年，鄭欣淼院長高瞻遠矚，首次提出了“故宮學”這一學術概念，并于次年創辦了旨在深入闡釋故宮學及其相關學術領域的《故宮學刊》。2012年以后，在單霽翔院長的領導下，故宮又成立了故宮研究院、故宮學院兩個非建制的學術平臺，申請成立了故宮博士后工作站，進一步擴大了國內外的合作交流。2019年，在王旭東院長的領導下，故宮正式提出了“四個故宮”——平安故宮、學術故宮、數字故宮、活力故宮的建設體系，其中學術故宮是核心。這些新視角、新領域、新觀點、新理念的提出，彰顯了在新的歷史時期故宮治學的開放性、包容性以及創新性。從某種意義上講，治學是故宮的立命之本，伴隨著故宮風雨兼程走向輝煌。

在第三部分中，任昉老師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講，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就是人的歷史，并結合《新編》中專家學者的治學經歷，總結故宮人的治學態度為四點：一是勤奮刻苦，惜時如金；二是嚴肅認真，不固持己見，實事求是；三是講誠信，重視品德，愛故宮；四是不畏艱難，堅守自珍。其中，以羅福頤、徐邦達兩位先生為例，說明他們一生的成就完全是和勤奮好學、心無旁騖分不開的。以徐邦達先生治學和鑒定為例，說明先生從不以權威自居，更不因聲譽而有所顧忌。如經過討論證明自己的某一觀點存在錯誤，他會坦率地承認，決不文過飾非。這對于有聲望的老年專家，尤為可貴。以張金英先生的事跡為例，說明從事書畫裝裱、修復，對“德”也有很高的要求。“故宮人”是很高的榮譽，做好故宮人并不容易。要熱愛故宮，熱愛文物事業，要有獻身精神。以王世襄先生的坎坷經歷和學術成就為例，說明先生面對苦難，始終保持著精神的獨立、自信的執著，一生對治學的追求，為后學樹立了榜樣。并引用鄭欣淼院長的話，“故宮永遠都會記著這位同仁”。

在第四部分中，任昉老師指出，治學不僅要有科學的態度，更要有科學的方法，并以《新編》中專家學者的經驗為例，簡要介紹了四點故宮人的治學方法。

一是開拓創新。對治學的個人和群體而言，擁有了開拓創新的視野和能力，就能帶來更多的機會和成就。但要做到開拓創新，還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比如，陳萬里、馮先銘、李炳輝、葉喆民等先生對古陶瓷的開創性研究和突破性貢獻，說明興趣和好奇心是開拓創新的重要起點。唐蘭先生對現代中國文字學理論創建的巨大貢獻，說明不斷學習和更新知識，是提高開拓創新能力的關鍵。于倬云先生將現代科學技術運用于古建保護的大膽嘗試和推廣，耿寶昌、馮先銘兩位先生聯名給國務院寫報告建議成立中國水下考古隊，為我國水下考古的開創作出的貢獻，說明要勇于嘗試新事物，提供開拓創新的機會。楊伯達先生提出的“玉學、玉文化”“玉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奠基石”“玉文化板塊論”“玉石之路（和田玉的傳播路線網絡）”等新論點，為古玉研究開創了嶄新途徑，說明繼承與發展是開拓創新的重要因素。

二是文獻研究法。文獻研究法是歷史研究中最基礎、最常用的一種方法。主要通過閱讀相關歷史文獻，來提取所需的歷史信息，進而更好的理解歷史事件的背景、過程和影響。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以史為基礎。例如，朱家溍先生特別強調研究清宮史不能孤立的研究，他建議青年同志們必須讀過必讀的“官書”，才能具備研究清宮史的條件，才能具備一定的對材料的辨別能力。因為清代宮史是清史的一部分。

三是從微觀入手，達于宏觀。例如，萬依先生最早提出明清宮廷史應建立單獨的研究系統，應采用從微觀到宏觀的研究方法。他認為博物館的研究，多是以一物、一事、一人等微觀小節為題，經分析綜合研究形成理念，達于宏觀。博物館的研究，都是物質文化遺產，也都是比較微觀的東西。正確理解這些，是需要具有比較宏觀的視野的。

四是勤于研索，嚴于實證。比如，劉九庵先生自幼在琉璃廠學徒的經歷，使他漸漸總結出“在實踐中思考、在比較中鑒別”的經驗；在學習書畫鑒定的過程中養成勤于筆記研索，嚴于考證著文，善用文獻、史論相輔的研究方法。甚至以十余年深入細致的功力，重新考證了故宮的大批書畫，揭示故宮書畫藏品的諸多文化內涵。再如，馬衡先生是金石文獻考古大家，他認為“考證之事，首重證據”。因此，在現代田野發掘考古條件尚不成熟時，即搜集、收藏石刻拓本，用以考證、研究國史。先生捐獻給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僅石刻拓本（含復本）就有12439件之巨。馬衡先生終其一生，對漢魏石經的研究用功最勤，成就斐然。先生積功30余年，編著成《漢石經集存》一書，卻未來得及將魏石經殘石拓本整理考定成書，即辭世而去，留下千古遺憾。

正在午門舉辦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第二單元展出的：魏三體石經未裂本殘碑綴合對屏卷軸，就是馬衡先生的捐贈品。任昉老師在講座的最后，特別給予了簡單的介紹。這塊魏三體石經于1922年在洛陽出土后，第二天就被鑿成了兩段。因此未裂時的原拓本更顯珍貴，而馬衡先生三至洛陽始求得之。在此拓本上，除大塊殘石外，馬衡先生將搜集到的多塊細小殘石拓本，考訂其文字先后位置，盡量拼合復原，裱在軸上，先后補字達三次。可謂極費苦心！從跋文中，我們也能領略其與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通過對漢魏石經研究而建立起的深情厚意。

最后，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副秘書長、研究館員李文君進行了總結和點評：任老師的精彩講座，內容豐富且令人感動。不僅為我們分享了故宮人的治學之道，也使我們了解到故宮近百年來的學術發展歷程，以及故宮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守和傳承。這些經驗不僅是故宮的寶貴財富，也是新時代學人應當繼承和學習的寶貴財富，它激勵我們繼續守護和研究傳統文化，推動文物博物館事業的繁榮發展。講座結束后，觀眾就“故宮學人的治學精神和方法”等具體問題與任老師進行了更加深入熱烈的交流。